為市場消費裝上“安全閥”

2019-10-30 17:27:49  來源: 法制周報-專題
 

為市場消費裝上“安全閥”

——細數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的變遷

 

法制周報·新湖南見習記者 田心

計劃經濟時期,人們通過糧票、油票、布票等獲取生活消費品;進入市場經濟后,銷量、價格、經營等概念逐漸深入人心。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被確立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同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誕生。

該法頒布施行26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幾經修改與完善。近日,記者采訪了湘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肖峰,請他闡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變遷并由此折射出的法治進步。

為市場消費裝上“安全閥”

前后經歷2次修訂

肖峰認為,行政、司法案例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出臺的主要推動力,黨的決策和《憲法》的修改所形成的宏觀制度背景是基本動力所在。在該法正式出臺之前,部分省份出臺了地方性保護條例或保護性政策,為其奠定了試驗性的實踐基礎;香港地區的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條例也在該法的制定過程中起到了重要參考作用。

1993年至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經歷了2次修訂。

在2009年進行的第1次修訂中,該法第52條違反治安管理規定的處罰依據,從《治安管理條例》改為《治安管理法》,其他條文未修改。

肖峰介紹,2013年第2次修訂的修改幅度很大。全國人大共作出了31項修改,條文從55條增加到63條,增加了信息保護、消費公益訴訟等新制度,對消費者權利一章進行了充實,修改主要集中在經營者義務、國家保護、社會監督等方面。

在他看來,1993年立法對經營者義務、國家和消費者組織保護的相關規定,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對網絡消費、信息保護等新興利益無法進行保護。而第2次修訂正是在該法運行的社會氣候已發生變化時作出的適時調整,對推進我國消費結構的現代化有著重要作用。

 

擴大范圍維護消費者權益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個人基本需求已得到較好滿足,對更優質消費品和服務的需求決定了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肖峰說,公民權利意識和維權能力的提升要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提供切實管用的保護手段。

為此,在第2次修訂中,總則部分增加了文明、健康、綠色消費倡導性原則,并在修改中將多個原條文中的“商品”擴展為“商品和服務”,擴大了保護范圍;充實了消費者人格尊嚴受尊重權利的內容,增加了消費者個人信息依法受保護的內容,信息權益成為消費者權利的一種新類型。

同時,著力擴張并增設經營者保護義務,更加堅實地確立企業的第一責任人地位。一方面,強化了原條文中經營者的法定義務,加強了對消費者的保護力度。主要體現為:增設經營者法律義務的一般性條款,為糾紛解決提供了較大操作空間;在原有關于商品安全保障義務的基礎上,增加了賓館等8類場所經營者對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的保障義務;強化經營者對缺陷產品風險的消除義務,明確規定其召回義務等。另一方面,根據市場消費的新形勢,為經營者增設了一些新的義務內容。例如,根據電子商務發展的特征,增加了“以網絡、電視、電話、郵購等方式消費時,7天內可無理由退貨”的“冷靜期”條款。

 

監督與維權機制不斷優化

肖峰介紹,2013年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一步落實了政府的保護責任和消費者組織的社會監督地位。明確了各級人民政府對保護工作的領導和督促責任,增加了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對消費品的抽檢、信息公開和依職權召回等職責。將消費者協會的法律定位從“社會團體”修改為“社會組織”,突出其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公益性,對其原有的監督手段進行擴充和完善,增加了中國消費者協會、省級消費者協會可以提起消費公益訴訟的規定,將對消費利益的司法保護從事后救濟前移到損害前。

“我國政府職能轉型和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要求消費者保護領域形成公私合作治理的體制機制。”肖峰說,在加強對消費市場的政府監管之外,更要激活消費者組織發揮公共利益保護的功能,鼓勵個體消費者在權益受到侵害時積極維權,因此在民事和行政責任機制方面提高了責任力度。

同時,增加了網絡平臺、廣告經營者等新型主體在侵害消費者權益時應承擔的責任,特別規定了其與違法生產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的3種情形;細化了違法經營者對消費者人身、財產造成損害時所應承擔的責任范圍,明確了消費者人格尊嚴受損時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利;加大了消費者對經營者欺詐行為的索賠額度,將原有的買一賠一提高為買一賠三,增加了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生產、銷售致消費者死亡或健康嚴重損害時,可主張實際損失二倍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規定,加大經營者違法成本;提高了對主要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額度,將原有的一至五倍提高為一至十倍。

 

社會變遷推動立法變遷

肖峰認為,從1993年到2013年,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20年間,出現了一些重大消費案件,它們推動著該法向更科學的方向發展。

例如,1995年3月,北京女孩賈國宇被卡式爐爆炸毀容案,引發消費者關注安全保障權的落實;1997年對職業打假人王海“知假買假”行為的討論,讓該法面臨著知假者必須買假才能依法訴訟的問題,公共利益保護新機制成為難點;中鐵物流托運服務中貨品燒毀案,要求我國立法要跟上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完善服務消費的相關保護舉措。

“目前,企業經營模式發生改變,從生產、銷售到消費的時空距離縮短,由此加快了經營活動中累積的人身財產損害風險向消費者轉移的速度,加深了影響程度。”肖峰說,這同樣也是推動立法變遷的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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