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走過37年發展歷程 :

2019-12-28 13:54:20  來源: 法制周報-專題
 

  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走過37年發展歷程 :
  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影響


  法制周報·新湖南記者 陳思
  從1982年頒布的 《商標法》、1984年的《專利法》、1990年的《著作權法》等單行法,分別歷經多次大的修訂,形成較為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我國知識產權法發展已走過37年的歷程。這37年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知識產權逐漸“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時期,也是我國從被動接受國際規則制約到擁有話語權,開始影響國際秩序的艱難歷程。近日,本報記者就我國知識產權法律的發展歷程采訪了部分學界業界人士。

中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何煉紅


  立法從被動到主動
  “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更多的是被動接受國際規則。”中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煉紅回憶,在上世紀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期,知識產權法在高校中尚未被當成一門核心課程,公眾的知識產權意識也比較淡薄。
  1982年、1984年,我國先后制定《商標法》和《專利法》,得以在1985年加入《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 1990年頒布《著作權法》,得以在1992年加入《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都是為了進入國際舞臺而被動制定法律。
  當時,“知識產權”對國人來說還比較陌生。令何煉紅印象最深的是《著作權法》頒布后,第一起案例是溥儀遺孀李淑賢《我的前半生》著作權糾紛案,法院保護了其權益,在國內引起轟動。“我經常給學生講這個案例,分析如何判定作品的獨創性、如何保護著作權。”
  《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單行法的歷次修改,都有其特定歷史背景。
  1992年、1993年,我國第一次修改《商標法》《專利法》,并頒布《反不正當競爭》,是因為中美貿易沖突,美國要求中國修改知識產權法律,適應其進入中國市場的需求。所以第一次修法是迫于美國壓力。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2001年成為分水嶺。那一年,我國開始重視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成為我國走出國門的工具,也是在國際舞臺獲得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90年代中后期,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專業化建設逐漸引起社會關注。” 省高院民三庭副庭長陳小珍說,2001年開始,全國各地法院陸續建立起了專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
  同時,《知識產權法》成為一門獨立的法學核心課程,何煉紅開始系統地為本科生講授。國內高校紛紛設置知識產權課程,加大對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
  此時,國內知識產權訴訟大量發生,對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提出了更高要求。2001年,湖南省高院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專門機構——民三庭,開始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2001年-2013年,全省14個中院和5個基層法院先后經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獲得一審普通知識產權案件管轄權,成立專門審判機構審理知識產權案件。
  知識產權法占據重要位置,得益于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頒布,知識產權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主動推進。同年《專利法》的修訂,與前兩次修訂有了本質不同,此次修訂是為了促進中國社會發展,與國際社會保持同步。
  2009年,陳小珍開始從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2008年,全省知識產權一審案件僅400余件,2009年增加到500余件。2013年后,全省知識產權案件年增幅越來越大。2018年,湖南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達到9000余件,2019年突破1萬件。
  2014年,北京、上海、廣州三地設立知識產權法院,2016年-2019年,包括長沙知識產權法庭在內,全國有20個知識產權法庭設立。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主要審理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案件,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不斷向前發展。
  何煉紅說,目前,《專利法》正在進行第四次修改。恰逢中美貿易爭端,美國要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涉及到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美中雙方有不少分歧。面臨這樣的國際形勢,如何回應技術挑戰、促進中國特色經濟發展,我國有諸多考慮。
  今年4月,《商標法》進行第四次修改,嚴懲惡意注冊、囤積居奇等行為,“也是回應貿易戰”!吨鳈喾ā返谌涡薷囊舱谶M行中,“也是因為知識產權法與經濟社會、科技發展越來越密切的關系,涉及利益越來越多,達成共識也越來越難”。
  何煉紅認為,從立法層面來說,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比較完備,保護水平較高,不僅達到了國際標準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國際公約的要求。
  例如,在2017年頒布的《民法總則》第123條中,明確界定了知識產權與其范圍,其中對植物新品種的規定,在TRIPs(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協議中都未曾出現,從這個層面來說,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比國際保護更為完備。
  “今天,我們要找準自身優勢和特色,不斷完善適應我國國情、經濟現階段發展需要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引領國際秩序發展。” 何煉紅說。


  推動專利地方立法
  “這11年來,人們會感覺到知識產權的地位突飛猛進,影響到經濟、社會、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識產權案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如今,何煉紅會結合湖南本土案例,給學生講述身邊的知識產權案例。比如湖南友誼阿波羅商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字號簡稱“友阿”被搶注后,又遭商標注冊人起訴的案例。
  她也會提到,三一重工與奔馳的商標糾紛案。三一重工在英國被奔馳起訴商標抄襲,最終法院還是保護了三一重工的合法權益,“企業走出去,知識產權先行”。
  何煉紅還曾推動專利地方立法的發展。2011年,她在承擔《湖南省專利條例》立法研究工作時,推動首次在地方立法中規定了專利糾紛行政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制度,并推動長沙岳麓區法院在全國進行試點。
  這項制度,在2015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對外公布的《專利法》第四次修訂草案中有規定,并多次被國家知識產權局推廣。她認為,鼓勵通過調解解決糾紛,社會力量與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形成合力,將是未來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趨勢。
  她認為,知識產權在我國經濟社會中處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會更加嚴格,它的運用將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比如,中南大學每年申請專利達2000多項,學校專門成立了知識產權中心,加大對知識產權的運營和保護,促進知識產權與企業對接,更好地發揮經濟價值。
  在何煉紅看來,盡管我國建成了比較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但公眾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仍有待提升。


  知識產權走入百姓生活
  實際上,近幾年來,知識產權已經逐漸成為一個熱詞,日益為國人所熟悉。就在2019年,因對人類首張黑洞照片收費,視覺中國與其維權模式陷入輿論漩渦。
  據媒體報道,2018年,視覺中國的主辦單位漢華易美公司起訴南京康貝佳醫院,稱對方未經授權在官方微博上使用了其網站上的5張攝影作品,而其作為Getty Images公司在中國境內的唯一授權代表,索賠2.8萬元。
  漢華易美在一審中勝訴。但二審法院認為,漢華易美主張Getty Images公司為涉案圖片的著作權人,應能夠提交該公司或被授權的漢華易美早于康貝佳醫院獲取或使用涉案圖片的證據。但直到二審時仍沒有提交相關證據,法院因此未認定Getty Images公司為涉案圖片著作權人,駁回了漢華易美的訴訟請求。該案被選入2018年度南京法院知識產權10大案例。
  黑洞照片事件發生后,人們開始關注視覺中國的“版權生意”。根據媒體報道,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自媒體和企業收到來自視覺中國的律師函,被告知涉嫌圖片侵權,且要價不菲,數額最高達數萬元。視覺中國的“維權盈利”方式被廣為詬病。
  4月22日,在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新聞發布會上,對于媒體關于黑洞照片版權問題的提問,民三庭副庭長林廣海表示,要嚴格保護知識產權,但對不享有版權的照片虛構版權,進行牟利的違法行為堅決不予保護,情節嚴重的依法應當予以懲罰,不能僅以水印當作照片作者的署名來認定權利歸屬。
  假冒山寨產品侵犯品牌知識產權,惹上官司的現象也屢見不鮮。2018年,臺州市三門縣的星光超市有限公司銷售一款名叫“六個經典核桃”的核桃乳飲品,被“六個核桃”注冊商標的商標權人以其商標侵權為由告上了法庭。最終,臺州市中院經審理認為星光超市有限公司行為構成商標侵權,要求立即停止銷售并支付原告損失費用1.5萬元。
  10年間,陳小珍最大的感受是,隨著技術不斷發展,知識產權已深入各行各業、普通百姓生活中。一個手機自拍桿上就有幾個專利技術方案。進貨渠道不規范,便利店店主就有可能承擔高額侵權賠償。開個公眾號上傳圖片或轉發文章,都有可能牽涉到知識產權。
  在陳小珍看來,知識產權案件的發展歷程,與我國產業發展聯系緊密。早前,知識產權案件中的著作權侵權案件多集中在出版等傳統產業,如今,隨著影視娛樂產業的發展、智能手機的普及,自媒體、短視頻、游戲等產業的崛起,出現了視頻聚合平臺、電視熱播節目傳播、體育賽事轉播、游戲模仿開發等著作權侵權和不正當競爭糾紛等新型案件類型。
  科技發展也給法官辦案帶來新挑戰。隨著新興產業日新月異的發展,新型案件類型越來越復雜、細化,“有時法律并未明確規定,但法官必須作出裁判”。從前,網絡上發生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一般通過公證的方式取證,如今電子認證、區塊鏈等新型取證方式越來越多見,“法官也要跟著產業發展、技術進步,不斷學習”。
  為適應知識產權的發展,我國相關法律的修訂也較為頻繁。2013年修訂的《商標法》特意針對搶注商標、惡意侵權等行為,增加了“商標注冊要遵守誠實守信的原則”。
  比如一男子將知名日化品牌旗下的商業標識或產品系列名稱注冊為商標后,又反過來起訴該品牌,就不會得到法院支持。
  “司法要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引導市場主體誠信經營。”陳小珍說,盡管法律存在一定滯后,行政、司法還是會給誠信勞動者救濟,不會保護“不勞而獲”。


  正走向強保護態勢
  “從立法上看,我國知識產權保護越來越體現一個強保護態勢,”陳小珍說,“司法中,嚴格保護也是基本的司法政策之一。”
  “從立法的角度來說,知識產權法是政策性非常強的法律,要及時回應技術與產業發展需求,來調整法律條文。”陳小珍認為,法院作為司法機關,在法律沒有調整的情況下,也要時刻關注產業與技術發展,在裁判思路上推進技術發展、品牌保護和文化創新。
  何煉紅表示,知識產權法在誕生之初,就是伴隨著科技發展。在近300年里,知識產權法實現了不斷發展和完善,作為法律,要回應社會生活發展的實際需求。
  科技在發展,也不斷提出如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新問題,也需要從法律制度層面去回應。法律制度本身也需要發展和完善。
  知識產權的本質是科技創新。在中美貿易戰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知識產權問題。“中國要應對美國帶來的挑戰,更要代表發展中國家,擔負起大國責任。”
  因此,何煉紅認為,“知識產權法律的發展,要適應科技發展的需要。更要不斷回應中國自身的實際需求,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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